每一个深入思考的人,最终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质疑一切,直到虚无;还是接受不完美的答案,继续前行。——赫尔曼·黑塞

听了一节复旦的哲学课,有一个问题

就像基督教徒,或者新教教徒,他们都有自己信奉的东西,类似于“主”的东西——但是无宗教者没有,尤其是唯物主义者

无宗教者也有“精神寄托”,但是一般会寄托于实物,例如具体的人、理想、爱好或群体

但正是因为真实存在,也必然可能消逝或崩塌

而宗教信仰,如果信了,往往会提供更坚固的“精神支柱”

对于一个知识越多、思考越深、批判能力越强的人,反而越难“相信”,越难“依赖”,越难获得稳定而坚定的精神寄托

GPT给出了几个解

  1. 承认“信”的部分超理性:“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无法逻辑证明,但它对我有意义,我就允许自己相信。”,就像爱、忠诚、牺牲——这些你也无法彻底证明“合理”,但人依然需要它们活下去。
  2. 找“有限但可承受的寄托”:你可以不要求某个东西永恒不动摇,只要它在你人生当前阶段“足够牢固”就行。例如兴趣爱好,某一群人,还有理想抱负。它们也许不是终极真理,但能支撑你一段时光,这就够了。
  3. 把“怀疑”本身当成一种信仰:“我不再要求确定性,而是练习在不确定中生活。”。这类思维在存在主义、禅宗、后现代哲学中都很常见。不是非要找“信什么”,而是活在“我选择在不确定中依然行动、依然投入”的状态里。这也是一种信仰,虽然没有神、教义、永恒,但有人的勇气。

他给的这仨回答,我一个都不满意~

主题 解释与内容 代表思想 / 例子
尼采式主动虚无主义 在意识到旧价值体系死亡后,自主创造意义和价值,成为自己生命的太阳。 尼采
武士道/斯多葛哲学的内心稳定 练习不依赖外物的心态,接受无常,以尊严行动,内心自立自强。 武士道、斯多葛主义
怀疑转化为执念行动 明知一切可能崩塌,仍选择爱、理想、行动,将怀疑变为力量源泉。 “我愿承担代价去爱和行动”

想起来罗曼罗兰的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对于一个双非本科生而言,通过考研或保研进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和重新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读本科,哪一个更困难?

经过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双非学生通过考研进入清华研究生体系,比重考高考进入清华本科更现实、也更可行。

首先,高考的竞争是面向全国、按分数筛选,清华的本科录取线几乎在各省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档(有时甚至要到省前几十名才能有机会),且重新准备高考意味着要放弃当前本科学业、面对漫长的高中知识复习过程,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于一个已经读过本科的人而言,再回到高考这条路径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虽然清华的研究生招生同样竞争激烈,但考研准备更具针对性,可以结合已有的专业积累、科研经历、项目实践来增强竞争力。此外,研究生入学评估的维度更加多元,不再完全依赖一次性的大规模考试,而是更注重综合素质、专业背景和未来潜力,这给来自双非背景的学生提供了更多通道和可能性。

然而,在讨论这些现实路径的同时,我试图引出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人总是会将事情规约到未来。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我们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推到“将来”再处理,并且在推向未来的过程中,自动地对其难度做出了简化,甚至轻视。这种现象在清华路径的选择中也能看出端倪。

很少有人在读本科时会真的去重新准备高考,因为那是一个“现在”的问题,具体、沉重、需要立刻放下现有轨道才能启动。因此人们面对它时,会立即意识到其巨大的代价和挑战。

但与此相对,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告诉自己:“我以后考清华研究生”,并未感受到相应的沉重。这是因为,“考研”这个词在我们脑海中已经被高度抽象化和规约化为“未来某个时候做的某个动作”。而人在面对“未来的动作”时,常常陷入几种心理误差:

第一,时间折现(temporal discounting)。我们对未来的行动往往赋予更低的心理成本,容易相信“以后我有空再做”。未来的自己被认为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精力,因此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以后会搞定的”。

第二,意向性偏差(intention bias)。我们把“我有意图去做某事”当作“我很可能能做到”的理由。于是当我们说出“我要考清华研究生”这句话时,我们往往在心里已经为这件事贴上了“可实现”的标签,而非“值得反复审视和评估的长期目标”。

第三,叙事简化(narrative reduction)。人类天生热爱讲故事,我们用线性叙事理解自己的生活:“我双非出身,后来努力考上清华研究生”,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自我叙事模板。但叙事本身掩盖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密集准备、情绪波动、结构性不平等等现实条件。

因此,当我们说“将事情规约到未来”,实际上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关于未来的希望投影,把问题推向一个看似遥远、却总能依赖的“理想化的未来自我”身上。而正因为未来自我是想象出来的工具性存在,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它的能力、低估现实的阻力。

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可以和哲学史上的多个概念结合:

一方面,它与萨特提出的“自我欺骗”(bad faith)相通:我们知道现在要做出艰难选择,但我们说服自己“以后再决定”,实际上是一种回避当下责任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也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存在”理论契合——人并不是被动地处在时间中,而是通过对未来的意向性结构来组织自己的存在,但这种结构也可能成为虚假的遮蔽。

总结来说,我想表达的是:

人总是将问题抽象到未来,并在抽象过程中错估其难度。
人在意向性时间结构中构建未来的可能性,并因此产生对难度的认知偏差。
人在叙事与希望中沉醉,而现实的路径依然艰难而具体。

如果你读到这里,或许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现在规约到了未来的事情,有哪些,是我正在无意识地轻视其难度的?

或许哲学并不提供答案,但哲学提醒我们:不要对未来产生轻率的幻想,不要误以为计划就是能力,不要将“说要做某事”错当成“可以做到某事”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