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毛泽东为何在晚年明确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学界的主流解释倾向于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将其视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彻底剥离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深化。这一解释虽具理论深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战略家的现实处境。本文旨在提出并论证一种补充性乃至更具根本性的解释框架：实践论重释。即，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抉择，其最深刻的动因并非源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植根于中国革命“低容错率”的残酷现实，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在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的“风险规避”和“责任优先”的思维原则的哲学升华。

关键词： 毛泽东；否定之否定；实践论；中国革命；风险决策；教条主义

一、 学术史回顾：作为哲学思辨的“否定之否定”之争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规律并列，被视为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然而，毛泽东在1960年代多次明确表示，“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认为最根本的规律只有“对立统一”。

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以王南湜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和深化的重要理论贡献。其核心论据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它预设了一个封闭的、可回归的、最终实现圆满的逻辑闭环，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同构。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开放的、物质的、充满偶然性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不存在一个确保最终“回归”并“升级”的先验剧本。因此，毛泽东的否定，是一次旨在捍卫唯物主义彻底性的“本体论颠倒”【1】。

这一解释无疑是深刻的，它为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高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但它也留下了一个疑问：是什么样的现实力量，驱动着毛泽东对这一抽象的哲学命题进行如此坚决的“手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从书斋移向战场。

二、 历史的 crucible: 中国革命的“低容错率”现实

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源于其所处的时代。毛泽东的哲学，是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捆绑的“在场哲学”。而贯穿中国革命始终的一个最残酷的现实，就是极低的“容错率”（Margin for Error）。

2.1 教条主义的血债：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

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从苏联“教科书”上看来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完全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军事上，他们以李德（奥托·勃劳恩）为“太上皇”，放弃了毛泽东此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等游击战和运动战原则，代之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短促突击”等战术。

结果是灾难性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失败，就是一次代价惨痛的“否定”。它几乎葬送了整个中国革命。这段历史后来被反复总结，它以血的教训证明：错误的理论和决策，带来的不是“螺旋式上升”前的必要曲折，而是近乎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并被排挤、打压的毛泽东而言，这种“否定”的滋味，绝非哲学教科书上的一个逻辑术语所能概括【2】。

2.2 遵义会议：从“理论至上”到“实践优先”的转折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次思想路线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折。这次会议的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集体意识上，将从中国革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置于来自外部的、抽象的“理论权威”之上。

遵义会议的精神内核，就是“实践优先”。它宣告了一种天真“试错论”的破产。中国革命输不起，因此不能再允许脱离实际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一原则，构成了毛泽东后来哲学思想最坚实的实践地基。

三、 文本的印证：毛泽东著作中的“风险规避”思想

毛泽东的哲学思考，始终服务于其革命实践。在他的诸多重要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对“风险”的高度警惕和对“确定性”的极致追求，这与“否定之否定”那种带有乐观色彩的过程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3.1 《实践论》与《矛盾论》：构建“决策安全阀”

1937年写就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合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细读这两篇著作，可以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一套旨在提高决策正确率、降低实践风险的方法论体系。

  • 《实践论》的核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它强调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并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本身就是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直接否定。它要求决策者必须进行“亲身参与”的“调查研究”，这是规避致命错误的第一道“安全阀”。
  • 《矛盾论》则提供了一套精密的分析工具。它要求革命者必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方法论的实质，是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找到那个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从而避免在非关键问题上耗费力量，甚至做出错误判断。这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场上，寻找最大确定性的努力【3】。

3.2 军事著作：作为应用辩证法的“生存原则”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是其辩证法思想最生动的应用场域。通读这些著作，其核心思想并非“冒险突进”，而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人”。无论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总方针，还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原则，其背后都是一种深刻的风险控制意识。每一次战斗的部署，都旨在创造一种局部的“确定性”（以多打少），来对冲战略全局的“不确定性”（以弱对强）。这与“否定之否定”所蕴含的“过程必然导向成功”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反差【4】。

四、 结论：从“本体论颠倒”到“实践论优先”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毛泽东否定“否定之否定”，诚然有其深刻的哲学考量，即彻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驱动他进行这一理论“手术”的，是比哲学思辨更为原始、也更为强大的力量——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血的教训和沉重的历史责任。

对于毛泽东而言，一个哲学规律是否“正确”，其最终的衡量标准，不是它在理论上是否优美、逻辑上是否自洽，而是它能否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个看似能“包容”失败、并许诺了最终胜利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中国革命“输不起”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过于奢侈和危险。它可能成为麻痹革命者、纵容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温床。

因此，毛泽东的否定，不仅仅是一次“本体论的颠倒”，更是一次“实践论的优先”。这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极致体现。他所锻造的辩证法，不是为了在事后完美地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在当下能动地、审慎地、最大限度地确保改造世界的成功。这柄思想武器，或许少了一丝教科书式的工整，却多了一份从战火硝烟中带出的、沉甸甸的现实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南湜. (2021). 毛泽东为何要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3】毛泽东. (196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4】李泽厚. (1995).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东方出版社.
【5】恩格斯, F. 《自然辩证法》.